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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足球十一年:变质与匮乏

来源:新华网

2004年无疑是中国足球的大灾年,而在此之前,人们甚至憧憬2004会取得大丰收。中国职业足球在发展了十一年后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已很难总结,甚至可以说无法系统的总结。因为像管理者如中国足协,他们缺乏对市场足球的深刻认识;而经营者如各大俱乐部,他们因频繁换人,并且缺乏对中国足球全局的认识,也是难以总结;至于足球媒体呢,过于将足球娱乐化新闻化,使得没有几个人去真正研究足球本身的规律和中国足球的基本生存形态,其总结的深度难免不够。

难以总结的更本质的原因是,无论是足协、俱乐部还是媒体,大都下意识地守着自身的利益不放,不由自主地推卸责任。正如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的“足球革命风暴”,我们很简单地就发现,打压对方成为常规通用手段,但事实却是,从中国足协、俱乐部、媒体甚至教练、球员,都应该对中国足球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负责。

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家专业足球经营公司——上海新赛季足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年37岁的王俊生是那种真正热爱足球并能静下心来琢磨足球的人,这位与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同名同姓的年轻人,从1996年就开始从事足球市场开发的探索和经营实践,长时间参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上海市足球协会的经营开发工作,曾任申花市场总监,多次主办或参与过重大足球市场活动。日前,王俊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谈及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11年来的得失,颇多真知灼见。

上篇:变质--中国足球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王俊生说,在探讨中国足球衰退原因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发展的历史,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发现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王俊生将中国足球自1994年实行职业联赛以来的11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年到1997年,4年时间,以1997年十强赛为一个节点;第二阶段1998——2001年,同样是4年时间,以韩日世界杯来划分;第三阶段2002-2004年,3年时间。 他把第一阶段称之为“单纯足球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有三点:一是球场里观众增多,场外关心足球的人激增;二是由于国际管理集团的介入,中国联赛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赞助商;三是比赛激烈而干净——比赛、观众、赞助商应该是构成正常联赛的三个核心要素。

迄今为止,球迷对于足球联赛的美好回忆可能还是限于第一阶段。那时候刚从专业足球时代转型,联赛的赛会制变成了真正足球意义的主客场制,抓住了足球地域性这一核心要素,也是至今为止中国足球与国际足球接轨的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第一批进入职业足球的俱乐部与当地政府大都关系密切,正是这种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亲密关系造就了第一阶段联赛的繁荣。第一批足球经营者大都具有对足球的热情,更多的俱乐部老总本身就是球迷,他们以爱好介入足球无疑使足球显得较为单纯。这种单纯特性在球员、球迷身上同样能得到体现,比如,现在大部分年轻球员学踢球的初衷可能更多的是踢球能赚大钱出大名,而当时从专业足球时代过来的球员,更多的是对踢球的爱好;球迷呢,现在的球迷更倾向于赶时髦或者追星,年龄明显偏小,而在当时,是把足球当作最大爱好的一批人。

第一阶段单纯的足球发展势头很是迅猛,这得益于专业足球时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足球资源——真正喜欢踢球的球员、爱球的球迷和政府支持的企业,而激活这些资源的正是职业足球市场这一足球的魔杖。如果这种势头能够发展下去,到了今天,十一年的时间,正是享受成果的时候了。

可惜的是,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的出局,给了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当头一棒,世界杯未能出线,对中国足球最大的伤害是挫折了中国足球的信心,本以为经过四年职业化的发展,中国国家队应该轻松出线,哪知道事与愿违。十强赛最大败因应该是专业足球时代遗留下来负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中国足协还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过于干预国家队,也就是说,足球之外的东西制约了足球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另一种足球之外的东西已经出现,这就是前卫寰岛队“烧钱足球”。在1997年,前卫寰岛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打造豪华军团,它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高薪,以及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这种偏离足球规律的烧钱足球演化到后来就成了“投机足球”。

透支足球 

王俊生说,足球之外的种种因素在1997年将健康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引向了第二个阶段,他称之为“透支足球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单纯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的从业者忽然间发现,原来几年前不起眼的足球竟然能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的心态都开始失衡。 首先管理者希望获利,与公司争利提高足球市场运作成本,使一些尝试涉足足球市场的体育公司无法获取合理的利润。这三点造成的后果到2004年终于显示了出来——俱乐部“造反”,赞助商大面积逃离,而十一年来中国本土竟然尚未诞生一家稍有实力及规模的专业足球经营公司,这三点说明了中国足球市场的畸形和失败。

足协在透支足球资源的同时,作为企业的俱乐部更是蜂涌而上。首先表现在球员转会方面,虚抬物价;其次表现在对待球迷方面,球票的定价较之第一阶段飞速上涨;其三是对待赞助商漫天要价。

接下来是球员。由前卫寰岛始作俑者的高薪高转会费、由大连万达俱乐部首创的高额比赛奖金,导致了俱乐部间的恶性竞争,其直接得益者就是球员。球员迅速成为了暴富阶层,这种脱离市场规律的现实除增加俱乐部的成本外,更负面的东西就是足球的社会影响渐渐走向消极。而本身就没受到多少教育的球员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富阶层一样,开始渐染恶习,主动或被动地疏远了与球迷间的距离,很明显,透支了足球的社会资源。

裁判员在这个阶段也加入了透支行列,“假A”开始出现;足球媒体同样不甘人后,加入了透支大军,假新闻、零距离等恶性竞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足球经纪人也加入了透支队伍,以种种非常规手段让一些水货外援混迹于联赛赛场,既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又挫伤了其他球员的积极性,让高水平外援带动中国联赛水平提高的愿望部分落空。

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开采本不富裕的中国足球资源时,一个最危险的角色出现了,这就是世界足坛绝无仅有的“派系”。打个比喻,当其他人在用手工工具挖煤时,派系却使用了机械化,派系的危害不言自明。

在透支阶段,过度开采使得中国足球的泡沫化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捕鱼,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场面甚是壮观,但鱼的数量却极为有限,可怕的是,连鱼苗也被捞起,而竟然没有人去养鱼。

“狂赌足球”

王俊生说,“透支足球”注定了大家都开始无所顾忌,都不按足球规律办事。在出现了“高薪”、“黑哨”、“假球”、“派系”之后,中国足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狂赌足球阶段”。 2002年中国足球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对足球资源的透支也发挥到了极致,随即在日韩赛场上,中国足球马上就原形毕露。

如果说透支足球尚顾及一些规则的话,那么到了“狂赌”时期,中国足球人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

“狂赌足球”以老牌俱乐部四川全兴的易主开始,资本以一种让人无法厘清的面目进入中国足坛;紧随后的是“上海德比”,德比大战彻底冲破了足球人的道德底线,兄弟反目,师生成仇,足球已偏离了它正常的轨道;最可怕的是当游戏规则和足球“人性”的一面被破坏后,赌球就顺理成章了。

狂赌足球阶段中,政治足球和投机足球逐渐成了主角,中国足协不顾联赛的狂赌奥运会、世界杯。

下篇:匮乏--不缺钱不缺人,只缺专业

王俊生认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有体制的关系,而更关键的是人的因素。同样是在中国,其他行业正在飞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的竞争力,而中国足球却不时给国家抹黑,将原因全部归于“体制”,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他说:“我们只能这样猜想,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进入中国足坛,而目前的足球从业人员,既不尊重足球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失去了将足球当事业来奋斗的专业精神,同时不具备搞好足球的专业技能,这三点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衰退的根本原因。”

足球专业规律的无知

王俊生说,足球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并且中国足球的发展也应有它的特殊性,换言之,就是如何掌握足球普遍规律,走出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道路。

“像这些年来,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做法,明显违背了足球规律。比如说停止升降级,狂赌世界杯,我们不认为出线足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球迷需要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我们国家队的身影,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球迷的一个情结。但是,如何处理好国家队与联赛的关系就值得我们去探讨了,就像我们学校培养学生,既要为国家培养尖子人才,又要使一般学生掌握技能。还比如说派系,这是完全背离正常足球规律的做法,这种做法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还有派系本身也会深受其害,你去破坏市场,市场反过来就会惩罚所有的从业者。再比如高薪,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疯狂举动,在其他行业里永远不会有这种不计成本的企业行为。还有像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更多的是拔苗助长,这种无视足球运动员成长规律的行为使中国出不了真正的足球人才,至今为止,能拿得出手的球员竟然还是专业足球时代留下来的,职业化成长起来的国奥队,基本上不堪一击。” 他说,对足球规律的无知在中国足球对待球迷和赞助商方面,显得更是突出。球迷和赞助商是支撑职业足球最坚实的基础,但这么多年来,足球对待球迷和赞助商是什么态度呢?一句话,把他们当做冤大头。只盯着球迷和赞助商的钱袋,根本没有为他们服务的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普通球迷,现在想得到一个球星的签名,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要么托熟人,要么天天等在球队出入的门口碰运气,但在国外,比如德甲,几乎每周都会有不同的球员,在固定的场所如球迷用品专卖店,为球迷签名。还有像对待赞助商,我们的俱乐部有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专业人员为他们服务?很简单一件事,比如赞助商一年花几十万做了场地广告,赛季结束后赞助商能得到效果评估报告吗?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无法做到,怎能不让赞助商纷纷撤退?

对足球专业规律的无知,让中国足球吃尽了苦头。

足球专业精神的丧失

王俊生说,俗话说,做一行爱一行为一行。但是,中国足球从进入透支阶段后,足球之外的东西明显地增多,到后来泛滥成灾。最主要的是中国足协的“足球政治”和部分俱乐部的“足球投机”。在中国,足球可能是要讲政绩,但足球纯粹为了政绩就非常危险了,这个主次矛盾一定要分清,只有先把足球搞好了,才有政绩。“我认为,由于足球的特殊性,决定了足球从业者可能首先必须热爱足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足球的专业内涵,换个角度说,才能更好地利用足球。”

“足球本质上是个工具,它能够为你带来你所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利用足球升官,如贝鲁斯科尼;你可以利用足球出名,比如阿布;你可以利用足球赚钱,比如曼联的股东。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必须按牌理出牌,必须先把足球做好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

但这些年来,急功近利的中国足球人迫不及待地拼命追求足球之外的东西。中国足协走的是政治投机的路子,俱乐部呢,利用足球向国家要政策要资源,得不到就退出;球员呢,年年要求涨薪,到最后干脆直接赌球。他们都冷漠地对待足球带来的特有的乐趣,体验不到投入足球后所得到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逐利是人的天性,但哄抢和偷盗就要受到惩罚。

中国足球从业者对自己行为的无限放纵,注定了所有利益的最终丧失。

如果足协、俱乐部、球员能从足球专业精神的方面考虑问题,先将足球当成自己钟爱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再水到渠成地得到足球之外的利益,那么,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在发展了十多年之后,每个人的篮子里都该有一些果子了。

足球专业技能的匮乏

王俊生认为,既不尊重足球发展的规律,又没有把足球当成事业的专业精神,中国足球的发展当然是举步维艰,更让中国足球难堪的是,放眼整个足球界,足球专业技能的匮乏竟然成了普遍现象。简单地总结一下就是,球员踢不好球,裁判吹不好球,俱乐部经营不好球,足协管不好球。

多年来,中国球员整体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下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谓中超成了“中糙”,劣质产品是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日本足球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世界级球员。从反面来讲,中国球员打假球的功夫都不过关,因为基本功不扎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作不好,让人一看便知是假的。靠这帮缺乏最基本专业技能的队员能够给球迷带来高质量的比赛吗? 至于俱乐部呢,其足球专业技能更是让人不敢恭维。足球职业化至今已有十一年,但俱乐部似乎还在摸索管理模式,这在其他行业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国产手机行业,其起步要比职业足球晚几年,但已具相当规模,早已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及经营模式。如果中国足球俱乐部在管理方面能跟上,我们会看到如此泛滥的赌球吗?而诸如球员嗑药、暗箱引援等等负面东西,无不是俱乐部管理能力低下的体现。

在经营方面,至今为止,中超俱乐部的机构设置大都是对付所谓的“中超标准”,经营部就是低价卖卖场地广告牌,会员部就是以低于零售价抛售球票拉人。我们不妨看看各大俱乐部年初的招商书,基本上简单而粗糙,几张图片加几条所谓的回报条款,就想赞助商投钱。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讲清楚,比如球迷群体是何年龄段、职业如何、收入及消费能力如何等,比如企业产品及形象定位是否与足球消费群体吻合;比如足球广告较之电视报纸广告有何优劣势等等。总之,一句话,目前所谓的经营就像当年温州人的简单的上门推销。至于经营中最核心的部分对客户的服务,则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送几张球票。

而对球迷的服务则主要是卖球票,送队服,偶尔搞点球星见面会。没有一个俱乐部在培养球迷的忠诚度上下功夫,只是凭空宣传“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球迷凭什么去爱与自己关系简单的球队呢?

相对与其他行业而言,足球俱乐部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发现百威是曼联合作伙伴,但没发现有哪家企业说是可口可乐合作伙伴,这就是足球资源的价值所在。如何将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是俱乐部经营的核心——俱乐部标志资源开发了吗?球星形象开发了吗?球迷用品开发了吗?

“我认为,中国足球俱乐部引进了外籍教练球员,却无一家引进外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也许是一大失误。”

球员、俱乐部专业技能的缺失的直接责任者,要归于中国足协专业技能的缺失,中国足协既没有将自身工作做好的专业技能,又缺乏对整个足球行业规范和引导的专业技能。在外行遍地皆是的中国足坛,我们期待中国足球的进步是有点一厢情愿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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